陳 國 燦（浙江師範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教授）
有關呂祖謙的學術思想，學術界已有許多討論和分析，大到其思想體系、理論學說，小到某一方面的具體觀點和社會主張，都有所涉及。尤其是潘富恩先生等一批學界前輩，對呂祖謙的研究可以說相當系統和深入。這裏，筆者主要就其中的若干問題談幾點自己的看法。
一、呂祖謙學術思想的“博雜”問題
談到呂祖謙的學術思想體系，人們一般認為其突出的特點是“博雜”。所謂“博雜”，一是指呂氏對諸家學說採取取兼容並包的態度，使其思想體系缺乏內在的統一性；二是指呂氏之學重在對他人思想的吸收，雖是博采眾長，卻相對缺少自身的原創性。
應該說，呂氏的學術確實具有“博”的特點，這種“博”，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常識的廣博；二是學術交流的廣泛；三是思考的問題和研究內容的廣泛。但“博”更多地體現在呂氏學術研究的風格上，也就是所謂的“博采眾長”。
至於“雜”，筆者以為並不是呂氏學術的突出特點。一方面，所謂“雜”，實際上是由於呂氏“廣觀泛接”、博采眾長而呈現出來的一種外在表現而已；另一方面，即便是呂氏的學術研究有雜的傾向，也主要屬於其學術研究的方法論特征。
事實上，就呂祖謙的學術思想體系而言，其最大的特徵應該是“通”，或者說“博而通”。這種“通”反映在思想內容上，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在博采眾長的基礎上，糅合諸家之說而加以貫通和昇華。一些學者認為，正是由於呂祖謙對諸家學說和觀點的兼收，才使其學術顯得“雜而不一”。但我們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能將幾種理論和思想融合於一體，形成一種新的認識體系，這是一種更髙的思想層面和認識境界。與那種簡單的組合組合和拼湊有著本質的差異。而呂祖謙對諸家學說的兼收和整合正是如此。如在哲學思想方面，呂氏在吸收“理說”和“心說”部分觀點的基礎上，構建起其本體論和世界觀。有的學者據此認為，呂氏既以“理”為世界本原，又以“心”為總攝萬物的根本，由此形成其“二元世界觀”。其實，如果仔細分析和綜合呂氏在這方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呂氏是在改造“理”和“心”這兩兩個基本哲學範疇的基礎上來提出自己的本體論思想的。首先，他把“理”或“天理”由原來抽像的精神性的東西解釋為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並主導其運動和變化過程的普遍法則。他說：“譬如播種，有粒粒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易說·乾》）。因此，“天理”即“事物之道”，事道不可違，天理不可欺。其次，他把“心”的本體作用置於對理亦即對事道的認識和把握之上。他說：“心之與道，豈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東萊博議》卷二）也就是說，“心”的主宰作用並非是超然於事道之上，而在於對理和道的認識論、把握和運用。在這裡，“道”是心認識的對像，“心”是道發揮作用的根揮本途徑。這與其說是“道與心一”的宇宙觀，毋寧說是呂氏用天理本體觀來修正以心為本的世界觀。
二是多方面思想和觀點的有機統一。呂祖謙的學術研究和思想，涉及到從理論到社會現實的諸多層面和領域，綜觀其思想體系，可以說是泛而不散，繁而不亂，有著自身的思想理論。貫穿呂氏各方面思想的核心是所謂的“聖王之道”。其理論（如哲學觀、人生觀、倫理觀、教育觀、史學觀等）是圍繞“聖王之義”展開的；其社會主張（如賦稅論、田制論、貧富論、君臣關係說等）是在“行聖王之道”的原則下提出的。這些理論、觀點和主張，或許並非屬於其原創，但他將這些觀點置於統一的思想體系之中，便構成了他自己的認識體系。
二、呂祖謙學術思想的時代特徵和歷史地位問題
呂祖謙生活於理學思潮走向鼎盛和學術流派異常活躍的時代，其學術思想自然也帶有那個時期理學思潮的一些特特徵。但以這種視野來認識呂氏學術思想的時代特徵和歷史地位是不全面的。筆者覺得，對呂氏學術思想的時代特徵和地位的認識，可以從更大範圍的不同層面展開。
首先，從中國古代思想史和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南宋是學術重心南移和南北學術全面交融的時代，北方中原的學術具有傳統經學講求師承源流的特徵，南方地區的學術具有不守成規的特徵。這兩種學術體系的全面接觸和碰撞，在呂祖謙身上得到典型的反映。因此，在一些人看來，呂氏之學既有“得中原文獻之傳”的傾向，但不夠清醇；又有求實致用的風格，但不夠鮮明。然而，呂氏最大的學術思想貢獻正在於此。他試圖將兩種不同傳統、不同風格的學術體系融會於一體，其重點不是提出一種新學說，一種新觀點，而是對學術思想體系的整合和開創。
其次，從宋代學術思潮的走向來看，其核心是對傳統儒學的改造和重構。無論是理學思潮還是反理學思潮，抑或打著其他名號的思想流派，都沒有走出儒學的範圍，他們彼此的分歧，本質上不過是因為對原始儒學改造和發揮的角度、重點有所差異所引發的不同。從這個角度講，呂祖謙融會理學諸家之說，兼收具有反理學傾向的浙東事功學派的思想，是對當時儒學改造運動進行統一的一種嘗試。姑且不論其這種深度是否成功，僅就深度本身而言，便是其在那個時代學術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價值所在。事實上，我們也可由此重新認識呂氏學術思想的“博雜”問題。
再次，從宋元時期浙東學術的發展來看，大致經曆了由南宋前期和中期的極端和多向，轉向南宋後期至元代的平平和與綜合，而這種轉變，正由呂祖謙開創，並沿著其方向發展的。
三、呂祖謙的學術風格及其現實意義意義問題
呂祖謙在學術風格上有著鮮明的個性，尤其是在他所處時代的學術環境下，其學術風格更是引人注目，難能可貴。
有關呂氏的學術風格，不少學者在相關論述中已多有涉及。筆者曾刊發《呂祖謙的學術風格》一文，文中將呂氏學術風格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平人易氣”的學術態度；二是“相接以心”的學術交往心態；三是“兼總眾說”的治學方法；四是“求實致用”的為學取向。
不過，筆者在這裏還要著重講一下呂氏學術風格對於當代學者進行學術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對此，筆者覺得可以從三方面來思考：
其一，呂氏的學術態度和學術交往心態，反映了學術研究應有的精神。
其二，呂氏的治學方法，反映了學術研究應有的視野。
其三，呂氏的為學取向，反映了學術研究應有的發展方向。
應該說，上術三方面結合起來，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標準和榜樣，成為今天每一個學者、每一種研究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我想，對呂祖謙的當代研究和討論，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便是如何來認識和和發揚呂祖謙給我們留下的這筆寶貴的歷史遺產和文化財富。
留言列表
